《唐宋八大家文学课》-完-4.5

简介：

《唐宋八大家文学课》由《国家人文历史》精心编写，围绕着唐宋之际八位文人——韩愈、柳宗元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曾巩、苏洵、苏轼、苏辙的个人生活和文学创作而展开。全书既从大处着眼，勾勒出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，又深入具体地叙写文人的读书、为官、交友、游历、遭贬黜等人生经历，呈现了生动可感的唐宋八大家的形象。而且，文中对诗文进行分析与解读时将当时的社会大环境、他们的人生经历与文学作品联系起来，更切近当时的实际，更符合他们的心境，因此更具有说服力。

韩愈

“文起八代之衰，而道济天下之溺”——苏轼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

东汉末年，天下大乱，知识分子信仰崩塌，绝望，纷纷“由儒入玄”。南北朝时期，社会高层竞相学佛。玄学、佛学的极大繁荣，揭示了知识分子阶层自儒学信仰崩塌之后，思想世界的消极化、内倾化。到了韩愈生活的唐代，重道、释而轻儒术的思想格局完全形成。

唐玄宗时期文化举措，皆源于其好大喜功的虚荣心，故只停留在礼乐这样的形式之上，不能实际介入王朝政治之中。依附于帝王虚荣心的儒学和文儒阶层，实则都是虚浮的装点之物，缺乏稳固的生命力。

盛唐士大夫“修身以儒，治心以释”。儒外典（用），释内典（体）。
李氏集解：「崔憬曰，凡天地万物皆有形质，就形质之中，有体有用。体者即形质也，用者即形质上之妙用也。言有妙理之用以扶其体，则是道也。其体比用，若器之于物，则是体为形之下，谓之为器也。」
用-形而上

韩愈最重要散文“五原”：《原道》、《原性》、《原毁》、《原人》、《原鬼》。前两篇，标志着儒家心性论转向的开始。

“博爱之谓仁，行而宜之之为义，由是而之焉之谓道，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。”
“仁”是统御一切的精神核心，“义”是它的分寸和界限，“道”是它实践的方法论，“德”则是沿着这条路达成的终极目标。
提出情有仁、礼、信、义、智五类。情含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七种；情、性各分上中下三品。

韩愈排佛，上《论佛骨表》劝谏，被贬潮州刺史。“佛如有灵，能做祸祟，凡有殃咎，宜加臣身，上天鉴临，臣不怨悔。”

韩愈，重新发明儒家道统。“道统”，指儒家传道的脉络和系统。强调“文以载道，文道合一，以道为主”

韩愈，将“师”“道”结合，新型师徒关系。《师说》：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，闻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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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宗元

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

表，是古代臣子向帝王上书言事的一种文体。

家国不幸诗家幸。永贞革新失败，仕途终止，自此文坛巨匠崛起。

《封建论》是柳宗元著作中最长的论文。中心思想郡县制和分封制孰优孰劣，主张郡县制。“封侯建国”，是为封建。
“封建非圣人意也，势也”。欧阳修《新唐书》，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均采纳了柳宗元此文的观点。宋代史家奉为圭臬。

《六逆论》，表现了柳宗元要求变革多政治主张，文章讲得是用人问题，即主张吐故纳新，举贤用能。论题取自《左传》，所谓“六逆”之说即“贱妨贵、少陵长、远间亲、新间久、小加大、淫破义”的不当。柳提出不同见解。他主张在“择嗣”和“任用”两个方面都应该以“圣且贤”为标准。

柳宗元提出“吏”是“民役”，而不能“役民”。

《段太尉逸事状》，写实手法刻画段秀实正直官吏形象，文学、史学价值俱佳。状：古代叙事文体一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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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阳修

为范仲淹被贬不平，被贬。写欧阳修的作者，其实很有趣，很接当代人阅读乐趣的地气。

《新五代史》编著1年，修稿30多年。74卷。对史料删减。取材标准：“自即位以后，大事则书，变古则书，意有所示则书，后有所因则书，非此五者，则否。”
欧阳修修史目的性很明确：予于《五代书》，窃有善善恶恶之志，要垂劝诫，示后世。唐以后唯一的私撰史书荣升为官方正史的特例。史学家和文学家双料头衔的知识分子。《伶官传序》《宦者传论》后世传诵。

《春秋》著名写作特点，微言大义。孔子想出如此多词微旨远的创意，是因为当时书写的载体不够便捷，无法放开手脚自由书写。

《醉翁亭记》
环滁皆山也。其西南诸峰，林壑尤美，望之蔚然而深秀者，琅琊也。山行六七里，渐闻水声潺潺，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，酿泉也。峰回路转，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，醉翁亭也。作亭者谁？山之僧智仙也。名之者谁？太守自谓也。太守与客来饮于此，饮少辄醉，而年又最高，故自号曰醉翁也。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。山水之乐，得之心而寓之酒也。(山之僧智仙也 一作：山之僧曰智仙也)
若夫日出而林霏开，云归而岩穴暝，晦明变化者，山间之朝暮也。野芳发而幽香，佳木秀而繁阴，风霜高洁，水落而石出者，山间之四时也。朝而往，暮而归，四时之景不同，而乐亦无穷也。
至于负者歌于途，行者休于树，前者呼，后者应，伛偻提携，往来而不绝者，滁人游也。临溪而渔，溪深而鱼肥，酿泉为酒，泉香而酒洌，山肴野蔌，杂然而前陈者，太守宴也。宴酣之乐，非丝非竹，射者中，弈者胜，觥筹交错，起坐而喧哗者，众宾欢也。苍颜白发，颓然乎其间者，太守醉也。
已而夕阳在山，人影散乱，太守归而宾客从也。树林阴翳，鸣声上下，游人去而禽鸟乐也。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，而不知人之乐；人知从太守游而乐，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。醉能同其乐，醒能述以文者，太守也。太守谓谁？庐陵欧阳修也。

《秋声赋》
欧阳子方夜读书，闻有声自西南来者，悚然而听之，曰：“异哉！”初淅沥以萧飒，忽奔腾而砰湃，如波涛夜惊，风雨骤至。其触于物也，鏦鏦铮铮，金铁皆鸣；又如赴敌之兵，衔枚疾走，不闻号令，但闻人马之行声。余谓童子：“此何声也？汝出视之。”童子曰：“星月皎洁，明河在天，四无人声，声在树间。”
余曰：“噫嘻悲哉！此秋声也，胡为而来哉？盖夫秋之为状也：其色惨淡，烟霏云敛；其容清明，天高日晶；其气栗冽，砭人肌骨；其意萧条，山川寂寥。故其为声也，凄凄切切，呼号愤发。丰草绿缛而争茂，佳木葱茏而可悦；草拂之而色变，木遭之而叶脱。其所以摧败零落者，乃其一气之余烈。夫秋，刑官也，于时为阴；又兵象也，于行用金，是谓天地之义气，常以肃杀而为心。天之于物，春生秋实，故其在乐也，商声主西方之音，夷则为七月之律。商，伤也，物既老而悲伤；夷，戮也，物过盛而当杀。”
“嗟乎！草木无情，有时飘零。人为动物，惟物之灵；百忧感其心，万事劳其形；有动于中，必摇其精。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，忧其智之所不能；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，黟然黑者为星星。奈何以非金石之质，欲与草木而争荣？念谁为之戕贼，亦何恨乎秋声！”
童子莫对，垂头而睡。但闻四壁虫声唧唧，如助予之叹息。

中国古代三大祭文：欧阳修《泷冈阡表》、韩愈《祭十二郎文》、袁枚《祭妹文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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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洵

奉命修著礼书《太常因革礼》，100卷。

《权书》：对孙武、自贡、六国，项籍（项羽）等历史人物、事件作出评价，借古喻今，针砭时弊。《六国论》是第八篇。

《礼记·檀弓》：取一个字（表字），用以区别长幼尊卑，北宋文坛流行这种应用文体。古人“名”与“字”往往关联。

“老泉先生中年奋发，无所师承，而能以其文抗衡韩、欧、以传之二子，斯足异也”——清·邵仁泓《苏老泉先生全集序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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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巩

文道有先后，“道”为根本，“文”为表现，只是“道”的载体。

《墨池记》：墨池本是发生在王羲之仰慕东汉张芝的身上，后王羲之名气太大，被当地人“张冠李戴”。

唐宋八大家，是明代唐宋派文人茅坤的“一锤定音”。要求是“其旨远”，“其辞文”，意蕴深远而灿然成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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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安石

科举始于隋代（隋文帝杨坚），成熟于宋代（王安石改革）。改革确定考核标准，确立了被称为“大义式”的短篇文章。颁行《三经新义》，对《周礼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进行全面阐述，并将其确定为经义考试的标准。
最终在明朝形成由：破题、承题、起讲、入手、起股、中股、束股八个部分组成的科举应试文体——八股文。明朝中叶，八股，文辞乏味，千篇一律。发起“古文运动”，明人怀着极为矛盾的心情，将他列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中。

钦徽被虏，南宋士大夫总结亡国教训，统一意见，高呼“今日之祸，实安石有以启之”。从南宋到明初，王安石的文章只能“批判着读”。

清末，梁启超对王安石赞不绝口。民国迎来春天。a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》：变法冲锋号、《答司马谏议书》，成学人必看。

熙宁变法：均输法、青苗法、农田水利法、交易法、募役法……
“三冗两积”：冗兵、冗员、冗费。积贫、积弱。——搞钱。

《祭欧阳文忠公文》
夫事有人力之可致，犹不可期，况乎天理之溟漠，又安可得而推！
惟公生有闻于当时，死有传于后世，苟能如此足矣，而亦又何悲！如公器质之深厚，智识之高远，而辅学术之精微，故充于文章，见于议论，豪健俊伟，怪巧瑰琦。其积于中者，浩如江河之停蓄；其发于外者，烂如日月之光辉。其清音幽韵，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；其雄辞闳辩，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。世之学者，无问识与不识，而读其文，则其人可知。
呜呼！自公仕宦四十年，上下往复，感世路之崎岖；虽屯邅困踬，窜斥流离，而终不可掩者，以其公议之是非。既压复起，遂显于世；果敢之气，刚正之节，至晚而不衰。
方仁宗皇帝临朝之末年，顾念后事，谓如公者，可寄以社稷之安危；及夫发谋决策，从容指顾，立定大计，谓千载而一时。功名成就，不居而去，其出处进退，又庶乎英魄灵气，不随异物腐散，而长在乎箕山之侧与颍水之湄。
然天下之无贤不肖，且犹为涕泣而歔欷。而况朝士大夫，平昔游从，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！
呜呼！盛衰兴废之理，自古如此，而临风想望，不能忘情者，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！

——王安石的祭文是出类拔萃的，这篇文章真的是感动肺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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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

人情为本。

王安石变法，是北宋宋神宗时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的一次政治改革。 变法自熙宁二年（1069年）开始，至元丰八年（1085年）宋神宗去世结束，故亦称熙宁变法、熙丰变法。

论说文一向是古代散文中的大宗，按其内容、用途和写法，大致可分为论、史论、设论、议、辩(辨)、说、解、驳、考、原、评、策等，名目虽多，但核心如刘勰所言，乃“弥纶群言，而研精一理者也”，就是说论说文需要概括各种言论和意见，精密地研讨出唯一的道理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中详加解释，指出该文体主旨是为了明辨是非，需要对客观事实现象进行深入观察，推求隐藏于现象背后的道理:“原夫论之为体，所以辨正然否;穷于有数，追于无形，钻坚求通，钩深取极;乃百虑之筌蹄，万事之权衡也。”

秦统一六国后，将臣下上文改名为奏，汉代正式定出：奏、章、表、议四品，按刘勰的说法，“章以谢恩，奏以按劾，表以陈情，议以执异”，到了北宋，随着问题发展，比较重要的奏议文还有以分条详细陈述政见或匡谏过失的“疏”和“状”，介于表、状之间进言议事的“劄zha2子”，详细陈述意见的“书”等等。
朝廷或皇帝颁发给臣下或者告示天下的恶公文都可称为诏令，先秦时又称诰、誓、命，秦代统一改名为诏，此外还有制、策（册）等大同小异的文体。一般来说，诏为诏告群臣百姓；制往往在颁布制度，进行重大赏罚、任免时使用；而策（册）主要用于赐封或罪免诸侯王、三公、后妃、太子等地位尊贵之人。

外制214道、内制411道。小品文：4800余篇；

赋是一种中国传统文体，早在周代末就已产生盛行于汉代。不歌而颂谓为之赋。赋在写作方法上铺陈写实、物、字句上韵散间出，多用四言。半诗半文，让人读起来感觉铿锵有力。经过唐宋古文运动之后，赋以演变为趋于散文化的文赋，但依然不排斥骈偶，句式以四言六言为主，叙事抒发的同时又富有诗意。

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。哀吾生之须臾，羡长江之无穷。挟飞仙以遨游，抱明月而长终。知不可乎骤得，托遗响于悲风。——《赤壁赋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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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辙

苏辙主张变革，但与王安石的改革理念不同。他反对急变和巨变。

苏辙笔记内容不多，并非苏辙无可写，或笔者文章不好。了解苏辙的生平、性格，两篇文章已经可以让读者对苏辙有个很感性的认识，甚至挺喜爱苏辙。